沉迷电子产品为何偏找上中国孩子？
分类：叛逆厌学沉迷电子产品 标签： 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6-07-25 10:58:25
归根到底，沉迷电子产品是社会病症在青少年群体上的一个投射，不只是教育问题、网络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在文化思潮、经济发展、伦理重建等多方面作用下的结果。
新闻背景：方山县关闭当地所有网吧的行政举措引发广泛争议，使得近两年来令人头大的难题———青少年沉迷电子产品问题再度成为社会焦点。
几乎与此同时，中科院心理所的专家指出：在国外，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很少见到中国这样繁荣的网吧业。国外网络成瘾的人群集中在20-30岁，中国却集中在15-20岁；国外网络成瘾的内容比较分散，而中国80％-90％集中在网络游戏；国外网络成瘾罕见极端事件，而中国人沉迷电子产品的极端例子却很多。
当越来越多的家长控诉“网络害了孩子”时，这份国内外沉迷电子产品现象的比较报告却提醒我们，想改善此现象，或许不得不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沉迷电子产品会找上中国孩子？
主持人：有关专家的答案是三大缺失使网络成为替代品：第一是父亲功能的缺失。父亲往往代表着规则和秩序，孩子自控能力的形成与父亲的作用有很大关系。但在现代家庭中，这个功能没有很好地启动；第二是游戏缺失。很多人以为，中学阶段孩子已经不需要游戏了。实际上他们仍然需要，而且需要社会角色更丰富、有象征意义的游戏帮助成长。这也是为什么我国青少年沉迷电子产品以游戏为主的重要原因；第三则是同伴的缺失。独生子女家庭内同伴为零。而现行教育方式、课业负担使得与家庭外同伴玩耍也不太可能了。您认同上述分析吗？
王德峰：我不太认同第一点。父亲权威与沉迷电子产品没有直接联系。我们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现代家庭与传统家庭已经有所区别，决定伦理权威的父亲角色并非必需。尤其在一个强调尊重和人格平等的现代语境中，即使有意回到家长式的强权控制，也有可能适得其反，助长孩子的叛逆情绪罢了。父亲权威意识的消退，无论主观动机还是客观环境的原因，应该都是令人欣喜的，把这种不可倒退的现代观念变化带入沉迷电子产品的成因中，恐怕更容易产生摩擦，无助于解决问题。
而第二点只能作为外部环境变量，并不是造成中国孩子如此迷恋网游的决定性因素。因为随着城市现代化，社区纽带涣散、弄堂游戏消失，不独中国如此。国外也面临着相类似的发展环境，可为什么沉迷电子产品没有中国孩子那么严重？我想关键还是第三点，同伴的缺失———我称之为社会品格发展的缺失，才是问题的根源。
人是社会的动物。孩子也同样需要社会化的生活，需要排解孤独。摆脱孤独的方式目前只有两种：一是与同伴玩耍。然而在现行教育方式下，这样的机会日趋减少。那就只剩下另一条路：把网络当成同伴、当成社会。网游对中国孩子致命的吸引力正是在于，他们无法从真实世界中获得社会化人格，无法感受到自己作为人的精神价值目标。这本来应该是更多地由学校教育来提供的营养，却因为以升学为导向的应试体系而丧失了。学校教育甚至更加把人“异化”，视学生为制造分数的机器，而不是有社会天性的人。于是一部分被压抑扭曲的人性不得不重新寻找自己的落脚之地，这个地方就是网络。可以说首先是我们社会自身供给的缺失，才使网游乘虚而入，成了维系个体成长的社会替代品。
主持人：那么网游真的充当得了社会品格营养剂吗？
王德峰：人类游戏大体可以划归为两类：一是感性的面对面游戏。因为面对面，所以它有维度。在真实的挑战面前，心理素质、人格力量、性格冲撞、精神气质的差别一一浮现。而现实的对抗性更需要参与者具有承担后果的准备，言行自负的心理压力。第二种是抽象符号的游戏。虽然它尽可能模拟现实规则，也能与他人、社会构建关联，但是缺乏竞争需要付出的感性代价，没有真实风险。失败不会带来确实的羞辱感，作弊也不会得到具体感知意义上的惩罚，很容易让游戏者沉迷于“百无禁忌”的心理模式，规避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维持真实世界良好状态的基础秩序。
一言以蔽之，在网络中寻获的社会人格上的愉悦是暂时的，也是虚假的。长远看，付出的代价就是个体心灵成长黄金期的空白。这样一批被网游喂大的中国青年成人以后，不得不接触现实社会，需要再重新摸索，完成人的社会化。我估计他们将来也许没有什么“后遗症”，但与现实校对的纠正过程，所需要付出的曲折挣扎、痛苦体验、引发的多余社会冲突以及曾经浪费掉的青春成本，都是一种难以估量的损失和遗憾。
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少年的沉迷电子产品与成年人的性质还不一样。成年人的家庭责任、工作压力时时把他拉回现实，网游是为了摆脱无聊，难以成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骨血。但是它对青少年而言却是摆脱孤独的珍贵渠道。我们通常喜欢用消极伦理———不该做什么来禁止某些行为的发生，却很少用积极伦理———主动去做什么才会更好来填补心灵空白。针对沉迷电子产品，大多数长辈堵死、管死之后，却没有解决更根本的核心问题，那就是禁止触网之后，又能给孩子提供怎样的精神补品？只要人的孤独感、存在感没有找到出口，网络的诱惑力永远是防不胜防的。这一点我想即使对经药物治疗已成功控制沉迷电子产品的孩子也是一样的。真正一劳永逸的措施，背后的理念其实很简单：让孩子回到家后没有孤独感。
主持人：也许罪不在网游。在享乐主义盛行的消费型社会中，几乎所有的文娱产品都不是走向艺术，而是走向心理，不是为了塑造作品，而是为了满足作者。自我价值成了第一标准，即使没有网游，年轻一代的自我内心也很有可能被其他同类产品所蛊惑。
王德峰：确实，现代性（modernity）是时代的病症，相当长时间内不可扭转。但同样在现代性环境里，中国下一代为什么就更容易受网游蛊惑呢？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瓦解之后，没有建立新的现代家庭凝聚力；本应承担更多社会功能的学校又放弃了自己的任务。在美国，家庭伦理的观念依然非常重，他们靠亲情，靠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沟通、真诚对话来维系，也把学校视为民族精神共同体的存在，学校教育保留了传统的传承功能，更有着引领社会而不是反过来迎合社会的意识，这些恰恰都被我们放弃了。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大众不知不觉把经济实力凌驾于人的人性需求、幸福感之上，使得青少年平日生活透不过气，无法寻求同一真实空间下与同伴们的“狂欢”，只好转而在网上模拟。但那只是一个人对着电脑自欺欺人的“独欢”，依然摆脱不了孤独感。归根到底，沉迷电子产品是社会病症在青少年群体上的一个投射，不只是教育问题、网络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在文化思潮、经济发展、伦理重建等多方面作用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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